与此同时，在很多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公共部门垄断性供给的效果不好，服务差，成本高。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属于政府主导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属于国家专业银行，根据国家指令发放贷款。一是出台外汇管理条例，设立专门管理外汇的国家机关。
企业的简单、扩大再生产均由国家计划决定，货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仅起到核算的作用，不存在金融职能，也无所谓金融企业和金融改革。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三是积极利用外资，建立外债管理制度。而后则转由四大专业银行分别提供金融服务。三是政资不分，监管部门集监管与投资人于一身。
此外，还推动了农信社、城市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后，企业拥有了绝大部分的折旧资金和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基金，集团内的资金集中分配成为可能和必要。农民是否应享有土地使用的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这是土地问题的关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按照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农民应当分享土地的非农使用收益。即通过改革形成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国企董事会——经理的委托代理（监督）链条。最终，随着改革的深入走向宪政。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期盼从宪政民主入手，推动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变革，经济（市场）自由主义则希望以进一步私有化（民有）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我们确定改革的方向是把土地产权完整的还给农民，那就可以在实践中制定改革路线图，分阶段分步骤的实现目标。
二是改造国资管理和监督机构，将现有的国资委改为国资办，作为国务院管理国企的日常办事机构。农民转为市民，享有监督政府征税和开支的纳税人权益，这不正是宪政的起点吗？国企改革是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化开始的，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制应是全民财产（所有）。反过来说，这也许是许多灰色或黑色收入没有计入GDP而人为流失和流向境外的结果。渐进改革就要通过理论将这些节点串联起来，并在实践中逐个解决，而不是毕全功于一役。
经济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配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认为，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土地问题。从当前的问题看，人民和人大是缺位的。新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隶属人大，由国务院各部门代表、专家学者代表、人大代表等构成。
政府的公司化或趋利化倾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寻租腐败、造假枉法、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产业低端化和两极分化等负面问题，同时滞延了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按30年工业化计算，中国人均GDP约3000美元，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达到人均6000美元以上。
由于有了一定的法治和有限度的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在一定的阶段上，威权政治成为建设和推动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此外，不是所有的公有产权都必须私有化（民有），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公有产权是无法通过私有化来解决的。
或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企，区别两者的工资和人事制度，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由市场聘用、与国家干部脱钩。比如我国台湾省农民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享有非农用和农用产生的收益，只不过在处置土地变性时要遵守城乡总体规划，并在流转时交纳土地增值税和部分基础设施配套费用（不用出钱，以土地折算）。问题在于：为什么搞了30年经改，仍然处于半截子工程状态？为什么产权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经体改革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快政体改革相比经改，政改的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即全能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源体制的松动因此，对改革来说重要的是阶段目标的设立，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想象。在实践中，改为公司制的国企，出资人只能登记为政府，由政府也就是官员支配。
但土地农用与非农用的级差租金巨大，城市化将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也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半截子工程，远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确定改革的方向是把土地产权完整的还给农民，那就可以在实践中制定改革路线图，分阶段分步骤的实现目标。撇开左派不论，自由主义右派间也有分歧。
改革是一个过程，有许多节点。直观地看，金融市场价格、矿产资源价格、土地价格、人力资本市场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自由汇率、自由利率、自由土地价格、自由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形成。
现阶段的国企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分类改革。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政改从结构改革转向技术性的数量调整，在党政结构基本不动的条件下，以经济建设和GDP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同于西方原生市场经济模式乃至东亚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权和分权也包含各级政府在干预和主导经济时的趋利化以及对国有资源的争夺。（原文载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10期） 进入 袁绪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体制改革 。
正由于要素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的不到位，貌似与东亚模式相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除了与东亚模式相同的问题之外，还带有本身特有的问题，如城乡隔离发展的两极分化，产业结构畸形化和低端化，过分依赖外资外贸，本土产业薄弱、内需严重不足等。土地产权变革不仅使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受益，同时对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乡隔离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极大作用。
从经济的组织改革看，国企公司化的初始改革基本完成（除铁路外），但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公司化改革则远没有到位，许多应当公司化（企业化）的科教文卫产业仍然依附于行政，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市场化程度较低。从价格改革看，消费品价格改革基本到位，99%已经放开，但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则没有完结，用百分比表示，有人估计不到50%。
这就有一个公有财产（包括国企）的产权管理和监督问题。从当前的问题看，人民和人大是缺位的。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能深化的困局，实际根子在政治上。政府的公司化或趋利化倾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寻租腐败、造假枉法、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产业低端化和两极分化等负面问题，同时滞延了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如可分为公益性和自盈性国企，给予前者政策优惠。按经营特点将国企分为不同类别，实施不同的财税政策和人事管理政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也曾试图从后集权政治转向威权政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放一定的言论自由、对话渠道、民主协商和法治等，为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政治条件，但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改变，演变成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认为，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土地问题。
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全民无法监督官员，国企又不能全民分红，支配权对官员来说就有利可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期盼从宪政民主入手，推动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变革，经济（市场）自由主义则希望以进一步私有化（民有）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可悲的是，经济繁荣时期没有改革动力，不想改。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结束，余下的是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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